【CPP114】訊：商務印書館已經走過120多年的歷史，1949年以前曾經成為亞洲最大、世界前三的出版巨擘，可以說見證了中國近現代出版史的發展。

  提起商務印書館，大家最常聯系到的是張元濟、王云五、陳云、茅盾、鄭振鐸、杜亞泉等大家之名，卻通常忽略一個值得深入了解和特別致敬的出版大家、企業巨子——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

  夏瑞芳，字粹方，朱家角沈巷人，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出生于1871年，11歲隨幫傭的母親到了上海。幫傭人家的主人范約翰牧師，同情他、讓他住在家里，還讓他在自己經營的清心學堂（后改名為清心書院）讀書，在美華書館實習。

  夏瑞芳的父親病故后，母親也因病不能幫傭，清心書院校長就伸出援手，先后介紹他到同仁醫院做學徒、到《文匯西報》《字林西報》做英文排字工。排字的工作他做起來得心應手，不久就擔任了《捷報》的排字領班。

  夏瑞芳（1871—1914），江蘇青浦（今上海市）人。至1914年遇刺身亡，他的生命僅走過42年，而其中有17年的歲月是與商務印書館的創立、發展融合在一起的，且在此之前的8年他從事有關印刷行業的工作。夏瑞芳經營商務印書館17年，對他的記載文字卻寥寥無幾。周越然、鄭逸梅等均曾有過纂集史料的計劃，但最終未果。蔡元培、蔣維喬在他遇刺后所撰紀念文章成為了解夏瑞芳一生經歷及貢獻極為珍貴的資料。

  蔡元培在《商務印書館總經理夏君傳》中高度評價商務印書館以“印刷之業，始影響于普通之教育”，而其對于教授法參考書等銷售量較少的書籍亦“盡心力以為之”，逐漸影響并改變了同業“詘於利而亟於利”的風氣，“而教育界受其影響者大矣”；夏瑞芳作為商務印書館的創建者和總經理在這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同時，適逢戊戌變法，同業“競譯日本書以求售”，而夏瑞芳則“不輕于付印，丐通人抉擇”，舍棄其中質量低下者，不惜成本。因此，時任國民政府教育總長的蔡元培在小傳結尾不吝筆墨對夏瑞芳贊譽有加：“君信仰基督教，內行甚修，接人甚和易，宜若可以盡其天年，而卒被暗殺，倘所謂天道無知者邪？然君雖歿，而君所創設之事業，方興未艾，其于教育之影響，則輾轉流布而不能窮其所屆，雖謂君永久不死可也。”

  縱觀夏瑞芳從一個青浦農村放牛娃成長為中國文化出版界巨擎的傳奇而又短暫的一生，我們可以把他稱為是一位站在時代最前沿，引領一個時代人民打開眼界視野的弄潮兒，他的一些理念、舉措和思想至今都不過時。

  今天，讓我們通過檔案來了解一下夏瑞芳被暗害前后的故事，并以此來紀念這位劃時代的人物。

夏瑞芳（1871-1914年）

  商務印書館創建之初，全部印刷機械都是手搖或腳踏的。

  18世紀末19世紀初，我國的印刷行業，正處于從傳統的木版、石版印刷向手工鉛字印刷的轉變關頭。作為排字工人出身，且精于英文排字的夏瑞芳，對漢字怎么排，還在摸索。中文和日文有很多相似之處，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印刷業已有相當發展。

（1907年設立在上海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印刷所排版部）

  120年前，商務印書館在時代浪潮中應運而生。回顧商務120年的歷程，創業初期的發展道路可謂篳路藍縷。夏瑞芳身上所體現的創業者氣魄、企業家精神和出版家品格尤為突出，成立之初后的很短時間內，他就將商務印書包館從家族式企業發展為純粹的現代企業。

  開始只有兩部手搖小印機、3臺腳踏圓盤機和3部手扳壓印機。平日和鮑咸昌、郁厚坤三個人辦事，再招了幾名工人，承印商業表冊、賬本和教會圖書等。

  創立后的第二年，深深懂得技術對生產重要性的夏瑞芳就采取兩項措施：一、購進煤油發動機，代替繁重的體力勞動；二、在業務初具規模的基礎上，親自到日本去考察印刷技術。創立后的第三年，商務印書館已有較大發展。

  1897年2月11日，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兄弟和高鳳池等幾個年輕人籌得3750塊大洋，“商務印書館”（英文名Commercial Press）在上海一個叫德昌里的弄堂開業了。創立之初的商務印書館是鮑氏的家族企業，夏瑞芳被推舉為總經理，鮑氏兄弟用其所長主管排校和印務。夏瑞芳不斷委派技術人員赴日本、美國、德國考察，學習最新印刷技術，購進新式機器，聘請外國技師。1900年，在紗廠老板印有模的幫助下，商務印書館收購了日本人在上海開辦的修文印刷局，“商務基礎之穩固乃發韌于此”（高鳳池語）。

  這一切奠定了我國現代民族印刷業的基礎。

  這時，原在上海經營的日商修文印刷局因故出售盤讓，夏瑞芳當機立斷，買下了修文印刷局的全部設備。這一年，他引進了紙型印刷技術，商務印書館成為了我國用紙型印書的第一家。

商務印書館插圖印刷車間

（《外交報》）

（張元濟）

  1901年夏瑞芳創辦《外交報》雜志。1902年，聘請張元濟任編譯所所長，相約以扶助教育為己任，賦予編輯出版大權，而且友好合作，共事12年，親密無間。同年，成立印刷所、發行所和總務處，吸收了一批有真才實學的知識分子進館，網羅不少精明能干的管理人才，由于張元濟的推薦，翻譯家嚴復、林紓、伍光建和蔡元培的譯著先后在該館出版，初步奠定商務印書館在中國出版界的地位。

（《最新國文教科書》）

  商務印書館的業務飛速發展，但資金遠遠不足。其間，張元濟、蔡元培、印有模等人也曾投資于館，但仍入不敷出。夏瑞芳多次呼吁擴股增資，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

  1903年，日本人原亮三郎、山本條太郎等人，攜巨資來上海，想創辦一個大規模的出版公司，夏瑞芳知道消息之后，覺得如若辦成這個公司，商務印書館會增添了一個競爭對手。

  對方在資金技術上占有優勢，而商務則在“地利”和“人和”上比對方強，兩虎相爭，必有一傷，若能聯合起來，發揮各自的長處則對搞好出版事業更為有利。經過他主動爭取，終于實現合營。商務印書館全部資產加上籌措之現金十萬元，日資亦為十萬元,建立了有限公司。在協商簽約過程中，夏瑞芳堅持兩條：一是按股分利，但行政、人事權、經營權均由中方獨自負責，日方可任監事，但不得干預上述權限；二要遵守中國政府的法律法令。在列強欺凌，外國人享有治外法權的當時，這是極其不易的事。合營以后，引進日本技術就較為順利了。

  夏瑞芳的創業者氣魄和企業家眼光還體現在其對商務印書館發行網絡和媒體網絡的大力開拓。1903年商務印書館第一個分館漢口分館成立，1904年長沙分館成立，1906年又發展8家，1907年再增4家，至1914年共設立分館近20處。

  1904年，印刷部還設立了黃楊木版部，專請日籍技師指導。1907年，開始珂羅版印刷，并派專人去日本學習照相制版技術。1909年，聘請美籍技師改進銅鋅版，試制三色銅版。1912年，開始了電鍍銅版印刷。1913年，始用自動鑄字機。當時這些技術在國內都是最先進的。

商務印書館繪圖部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十年后，商務印書館資產增到150萬，是創辦時的370倍。它在全國各地有了幾十個分支機構，職工幾千人。由于中方積極增資，這時中日雙方占股的比重是三比一，日方股金占四分之一。國內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情緒十分高漲，商務印書館有日資，夏瑞芳總覺得不放心，他一方面履行協議，一方面積極創造條件，爭取贖回股權，使這個全國最大的出版事業完全由中國人來興辦。十年來，他操勞奔波，除了改進經營、增加收益外，還利用商務印書館日益升高的聲譽，積極在華人中擴股集資。為了實現這個目標，他付出許多心血。

  1913年，夏瑞芳決心收回日股，風塵仆仆，帶著董事會的重托親赴日本，同日方股東商量，歸還他們的股本和紅利。經過再三商量，終于根據合營時的協議，收回了全部日股。并于1914年1月6日議定立約，解決了由合資轉為全部華資的問題。1月10日，上海各報以顯要地位，刊載了商務印書館收回日股，全部由國人經營的消息。

  商務印書館經夏瑞芳17年的苦心經營，從最初的弄堂小廠已發展成自編、自譯、自印、自發的，中國近代規模最大的一家出版機構，夏瑞芳也因此一躍而成了上海灘上著名的出版家、實業家。由于他熱心于社會公益事業，當選為市總商會議董。鑒于社會上對日本擴張勢力十分反感，1912年夏瑞芳提出收回日股的建議，幾次親赴日本，與金港堂洽談，終于于1914年1月6日達成協議，從此商務印書館成為中國名副其實的民族資本企業。

（1914年1月10日《申報》一版）

  1914年1月10日，《申報》刊登了商務印書館的一則廣告，宣布：“公司為完全由國人集資營業的公司，已將外國人股份全數購回。”這看似平常的宣告在民國初期卻有著相當深遠的意義，而此舉全靠商務印書館創始人夏瑞芳的努力。

  夏瑞芳出版事業不僅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是更看重長遠和廣泛的社會效益。例如教科書之外的教授法參考書因非學生所需，銷售量有限，同業鮮少編纂，而夏瑞芳對這類圖書的編輯也盡心力為之。這在教育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大大鞏固了商務印書館在教科書領域的地位。最重要的是，在夏瑞芳這位掌舵者的精心經營下，商務印書館聚集了當時思想進步、才學出眾的知識分子，為他們的社會和文化理想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并因此使商務成為新思想、新文化的搖籃，得以為中國近現代文化的轉型做出巨大貢獻。

  那天在河南路總發行所的辦公室里，夏瑞芳看著報紙，興高采烈地與同事們談論著，據許多人回憶：他談到了自己的童年，為了讓跟自己一樣的放牛娃都能上學，他在家鄉辦了一所夏氏小學，又在商務印書館內辦起了職工子弟小學，職工子女幼稚園；談到自己從26歲當這個企業的經理，從弄堂小廠變成全國最大的出版單位，幾年之后，必將更加發展，中華民族的文化素質將更加提高，國家也會更加繁榮昌盛。

上海河南路上的商務印書館營銷大樓

  然而當天下午，像夏瑞芳這樣一位為文化出版事業作了巨大貢獻的人，竟不明不白地死于暗殺。夏瑞芳走出總發行所，他的馬車夫胡有慶，早已把馬車停在門口，見他出來，就上前接過皮包，打開車門。

  “砰！”夏瑞芳身后響起槍聲。胡有慶以為輪胎爆裂，回頭一望，只見夏瑞芳雙手捂胸，踉踉蹌蹌地想走回總發行所去。

  “砰！”兇手又開了一槍，沒有打中。

  胡有慶這才看到，開槍的是一個年約卅歲左右的人，這時正要逃走?？偘l行所的工友黃秉心聽到外面的槍聲，開門一看，只見夏瑞芳已倒臥血泊之中，忙上前救護，此時夏已無法開口，即急送仁濟醫院，醫生檢視，傷口接近心臟，未及手術便咽氣了。

  當時胡有慶見兇手逃跑，即奮力追捕，并大喊“捉拿刺客”。兩人相距兩丈有余，兇手見其窮追，回首連發兩槍，其中一彈擦過胡的頭部，傷及右耳，但胡仍緊追不舍。兇手想跳上路邊的黃色小車逃走，并棄槍于地，胡有慶奮力拉住其手，兇手又掙脫狂奔，逃到廣東路附近，被聞聲趕來的巡捕截獲。

  兇手名叫王慶瑞，32歲，山東人。據供：一個叫周輯云的人指使其行兇。捕房即緝拿周輯云，周為學堂教習，26 歲，其父周靜昌為海關工役，而周輯云已離家出走，不知去向，從此石沉大海。王慶瑞于同年的2月20日被槍決。

  這件案子，說破是沒有破，說沒有破也破了。因為直接殺害夏瑞芳的兇手已經伏法，似可算結案了。但王慶瑞與夏瑞芳無仇，亦無利害沖突，究竟是誰指使，為了什么，則成千古之謎。

  事后報界議論紛紛，一說是日本人指使，因夏瑞芳堅持收回日股，日本人懷恨在心，故遣人暗殺，后來還以“一?二八”事件中日寇焚燒商務印書館為證；另一說是原滬軍都督陳其美,因夏瑞芳反對其駐軍閘北，并吁請英軍進閘北迫使陳部移駐吳淞，因而懷恨謀劃；也有說陳其美曾向夏勒借巨款，未果而“給顏色看”。

夏瑞芳遇刺前全家合影照

  事件已經過去了110年，夏瑞芳一案已很難弄個水落石出。

  但是，他對中國文化出版事業的貢獻，卻是永垂青史的，直到今天，我們依舊在懷念這位民族企業的先驅巨擎、近代印刷出版事業的創始人。

  本文來自|青浦檔案、上海中華印刷博物館

  整理自|《青浦文史》《青浦史志》《青浦縣志》（1990版）